根据卢曼的界定，沟通由信息—通知—理解三个要素构成。

基于技术设计和不同的经济激励和惩罚机制，PoW（工作量证明）机制和PoS（权益证明）机制构建了激励相容的开放环境，让众多互不相识的参与者自愿参与，一起对区块账本信息进行验证、确认和达成共识，形成统一的交易账本，从而可在无需第三方机构的情况下实现资产的确权、交易和转移，从而用共识的理念解决了私人发行数字货币上的技术难题。同期，澳大利亚金融监管机构也发布了关于ICO适用澳大利亚证券和金融服务法律的正式指引。

数字货币双轨发展虽然涉及货币发行的控制权问题，但更多的是技术去中心化和规制集中化之间的张力问题。（二）各国私人数字货币交易场所风险规制比较 投资者在ICO市场上的活跃，刺激了二级市场交易的指数增长。另一方面，一些成员认为，数字货币仍处于萌芽阶段，目前尚不会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重大风险，大多数问题可以用现有的政策工具来解决。数字货币的价值波动性远远高于其他同类资产，但提升相关监管措施的余地并不大，监管改进应主要围绕这几方面入手：通过澄清网络规模监管环境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让平台向消费者提供足够的数字货币波动的信息，同时保障数字货币持有者的电子余额的安全性。这种协作共治的方法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促进合作者之间相互问责，还能使他们在分享信息和共同治理过程中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并在不断协商中调整期望值，形成拥抱变化的能力以应对不确定性。

三是从发行行为来看，ICO往往发生在业务或项目的早期。该报告提到，分布式账本技术是一项有可能改变交易处理和设置方式的技术变革。在卢曼看来，一切社会沟通既非必然，也非不可能，因此具有偶联性，而对这种偶联性进行缩减本身，也具有偶联性，而这就需要规范的限制[1]154。

这一切的前提，乃是法律系统的功能分化。而事实上，一直要到法律功能分化已经实现的时候，功能和成效这两个维度，才能真正被区分开来[1]178。一方面，它促成现行法律在组织和专业上的紧凑性，这对规范投射的成长，会产生限缩和规训效应。另一方面，对重复使用的语意进行确认，以证明它也适用于其他语境[1]154。

法律对时间和未来的拘束，实际正蕴含于法律规范的功能中[1]156。换言之，法律功能服务的是全社会，全社会系统的某个问题，必须通过专门的法律规范的分出，继而通过法律系统的功能分出，才能获得相应的解决[1]152。

卢曼因此特别提醒人们，要注意区分不具有已分出法律系统的全社会和已分出法律系统的全社会，在这两种社会形态下，行为调控和冲突解决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1]181。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法/不法的二元代码也就失去了作用[1]175。在法律之外，卢曼列举了两个时间拘束的功能等同项： 第一个功能等同项在经济的资源稀缺的概念下形成[3]。⑥ 当谈到法律的功能，传统法理学通常都是采用列举式阐述法律的多项功能，在中文研究中，付子堂教授的《法律功能论》具有代表性，其目录中罗列了法律功能的基本分类，包括行为激励功能、利益调控功能、社会功能、整体功能、部分功能、显性功能、隐性功能、正功能、反功能、非功能等。

三、法律系统的功能唯一性 (一) 复杂社会的信任机制：规范性期望稳定化 卢曼提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观点，他认为，法律实际只承担一项功能，而不是多项功能⑥。同样道理，卢曼认为法律的功能也不是为行为设置规范性的期望并使之稳定化，因为法律不只是对行为的可能性进行限制，它也具有赋予行为能力的功能，如私法上的所有权、契约和法人制度，包括授权性行政法，都是法律赋予行为能力的例证[1]161。正如前述，功能与成效的分化，是在法律系统的分出完成之后才得以形成。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由此形成特定的结构耦合。

它可以赋予个别人以权利和义务，但它无法保证所有其他人对此抱有共同期望[1]171。在卢曼看来，除了这种广义的时间拘束，还存在一种狭义的时间拘束，即沟通系统为了反复使用，会对特定的词汇、概念和陈述划定意义的范围，将意义固定化，从而形成各种语意[1]153。

法律系统最需要的是时间，时间可以帮助它建立起免疫回应[1]182。换言之，全社会的其他互动系统、组织系统或功能系统，都有赖法律系统，法律帮助它们实现行为的调控和冲突的解决[1]179。

法律作为一种时间拘束形式，同样涉及时间维度与社会维度之间的紧张状态，而法律正要在社会复杂性不断提升的条件下，仍然能够承受住这样的张力[1]157。法律系统根据法/不法这个二元图式，对其中一方(法)进行支持，而对另外一方(不法)进行歧视。同时，法律的冲突解决机制本身也具有狭隘性。法律的执行不是促成行动，而是稳定期望。因为如果多项功能交叠，就必然会导致法律系统边界划定的不确定[1]159。既然人们无法也不需要去寻求一般性的规范性期望的支持，那么，决断系统所建立的规范性期望的反身性，就可以用来减轻日常生活的负担。

任何社会沟通都需要用到时间。同样道理，法律的政治权力视角也无法解释，为何法律执行要委诸私人原告的诉讼请求。

⑨ 当然，制裁的预期，也属于一种能够象征未来的工具，它帮助人们在应然的法律意义上进行期望，制裁的失灵，往往会产生严重的、超出个案之外的后果。所以，法律系统必须针对这些可能性，在不考虑特定主体和具体冲突细节的情况下，预先就作出规范上的决断[1]155。

人们开始围绕这些二元图式展开对沟通的沟通，从而形成社会秩序的安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曼指出，规范的概念不能借助制裁的威胁和制裁的实施，来加以定义⑨[1]160。

只有当规范的生产网络通过连续运作作为系统分化出来，只有当规范性的一面在系统中被不断重复利用的时候，规范性期望才会区别于单纯的规范投射、规范企图和规范沟通，从而获得确定性[1]162。11 卢曼敏锐地意识到，期望的不确定性要远比惊讶和失落更无法忍受。传统法社会学因此会提出关于法律的替代选项这些命题。参见：罗伯托·昂格尔.知识与政治[M].支振锋,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所以，卢曼认为，要严格维持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功能边界，对于法律的执行，要限制在那些即使面临失落仍能被固守的期望的范围内[1]176。这与传统的法律功能理论形成了对比。

因此，资源稀缺和行为期望规范化，是经济系统和法律系统两种不同的时间拘束的方式，它们也构建了时间拘束和社会维度之间碰撞的不同形式[1]165。法律和政治的结构耦合，是不可或缺的，但其前提是二者功能的分化[1]176。

但另一方面，它又会因政治系统而在它固有的期望上遭受失落的可能[1]176。与此相反，卢曼认为，法律功能必须在全社会的意义上讨论，而所谓全社会，则是指由经验上可观察的各种不断运作的社会沟通形成的社会系统[1]152。

法律的另一重要成效是对冲突的管制。法律乃是在二阶观察(对观察的观察)的层次上调控自身，从而实现其运作的封闭和系统的分出[1]168。它可以在具有优越性的、以强制作为胁迫的指令中使自身获得实现。实际上，法律无法保障，或者无法充分保障特定行为出现的情况非常之多[1]179。

但事实上，在卢曼看来，当代社会并不需要把此种共同的规范性期望，当作法律系统的构成要件?。由此，卢曼对法律功能的分析，重点就落在法律对社会沟通的时间维度的影响[1]153。

在卢曼看来，这种法律决断中心的孤立状态在古代社会非常常见。因为，对于社会控制或社会整合来说，除了法律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功能等同项[1]153(包括道德、伦理、宗教，甚至暴力等)，法律功能的特殊性并不在此。

第一，卢曼区分了不具有已分出法律系统的全社会和已分出法律系统的全社会，那么，未分出法律系统的全社会在何种意义上存在法律？或者说，法律的功能和法律系统的功能，是否存在区别？法律亦即法律系统？抑或为二？在那些未能分出法律系统的全社会，是如何断定和辨别其法律的部分，并可称其为法律的功能？第二，法律的功能是否只能具有唯一性？法律功能的一和多，与法律系统运作的封闭性和开放性是否必然联系？法律功能的唯一性，是否也可能存在功能的等同项？而法律功能的非唯一性，是否也不一定会形成功能上的等同项？第三，法律是否一定只能采取反事实性的不学习的态度？规范性期望和认知性期望的二元区分，在法律上是否必然如此？卢曼对于法律规范性的特别执着，是否也是他作为欧洲文明之子的观念结果[10] 注释： ① 对冲突的规制，存在着法律之外的许多功能等同项。参见：边沁.论一般法律[M].毛国权,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41。